offender真实故事－－真实的监狱生活

而这一阶段，中队也在搞建设，石矿并给了其它的中队，在中队内部造一个2层楼的建筑，底楼归我们中队，2楼归隔壁中队，后来才知道中队将要开始配装钟表了，也就是你们平时买的石英钟后面那个小小的黑盒子。

由于我在这一阶段的表现突出，在1997年中秋节前的一次减刑中，被减刑一年，这样我的刑期到2002年了。

（未完待续，接下来的还在写，请大家耐心）


这一年的春节也是我心情最好的一年了，日子就在这日复一日夜复一夜的轮回着，想想还有不到5年的时间，感觉希望在不远的地方了。

在晚上加班了一个月后，印刷厂的活开始不紧不慢了，又是一年的春天，由于印刷厂的活不太紧，一个印刷厂的小组被安排到茶田采茶了，而我这小组依然留在了厂里，维持着活儿。

时间也就这们一点一点的消耗着，从98年的6月份－8月份，印刷厂的活很少，基本是出一天工，休息2－3天，而休息的时候我们很很是一天在监舍一天在厂里，因为每天都在监舍休息的话，带领茶田和钟表厂的队长会有意见的。

白天在监舍没事做的时候就是打扑克，4个人打160分，开始的时候用4副牌打160分，后来觉得不过隐，就拿6副牌打240分，白天在监舍打，晚上收监（就是锁门后）也打，反正第2天休息，无所谓的。

这段日子过得很快。也就在这段日子里，我的女友来见了我最后一次，给我带来了800元钱与一台sony的walkman以及一些磁带，按照惯例，这些东西都是违禁品，而因为我们和门卫的关系很好，也就很正常的带进了监舍。而其它在之前我父母已经给我带来了一个12波段的收音机了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就打开收音机戴着耳机听着短波，什么台湾的《中广流行网》以及一些文艺频道，而整个98世界杯我也是在收听中渡过的。

因为800元现金不方便收藏，我就想出了一个办法，把钱捆起来埋在了洗衣粉里，放在阁楼上，因为我是小组长，而小组的成员都很听话，而我和组员的关系处理的又很好，所以没人会举报，因为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有点违规行为的，比如有的小组犯人在晚上收监后会躺在床上抽根香烟；更有甚者，有一个吸毒的还偷偷带了点“粉”进来；还有人带了几罐啤酒，反正这帮人都有自己的乐趣。人与人的关系也就在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小组的关系也还算比较融洽，小组的卫生也一直名列前茅，小组也一直被评为先进小组。

因为要一直收听walkman与收音机，电池的消耗是很厉害的，为此我就托在印刷厂的师傅到县城去买“东芝”的充电电池与充电器，白天在印刷厂充电，晚上收工的时候带进去。因为在印刷厂与外人接触的机会比较多，在印刷厂干活的犯人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现金，有的就托师傅买鸡蛋、买烟。我也不例外，但我不抽烟的，所以一般我都是买鸡蛋的，再有买几包烟（一般也就4－5元钱一包的）去“贿赂”一下手底下的犯人。

每天早上到印刷厂的第一件事就是请电工拿个电炉煮2个水鸡蛋吃吃，也算小小的改善生活。有时带队印刷厂的“干部”一进入厂房总会闻到一股香味，虽然他心知肚明，但不就当不知道此事过去了，只要太太平平的不给他闹事也就算了。

此间，监房总会有“抄监”行动，而具体的“抄监”日期我们总是会很准确的把握好，每每此时，我们总会将监房内的违禁品带出监房，放在印刷厂，等风头一过再带回去，所以我们也总能逃过此劫。

日子还是那样的在过着，1998年的年底模样，我同学再次来看我，恰巧调到我们大队的队长是我们同乡人，再通过这一层关系，他也总是很关心我，而我父亲时不时的去和他打点好点关系，我也成的他的“亲信”。而那次接见是一个钟表厂的队长带我去的，虽然不是太熟悉，但也不能得罪他的，所以当我同学给我500元钱时（犯人是不能拿现金的，要交给带队“干部”，“干部”会给犯人上在大帐上的），回监舍我就对那个队长说，你自己去买2条香烟抽抽吧，不用放我大帐上了，后来他果真也没给我上大帐

因为和我一起去培训“医犯”的是一个短刑犯，没多久他就走了，大概在1999年5.1前吧。中队也不想多设一个“医犯”，所以我又当起了“兼职”，晚上收工回来还得当一个小时的“医犯”，这个“职务”是一直到我出狱为止。

（未完待续，接下来的还在写，请大家耐心）

日子依旧在过着，1999年的年底模样，中队干部继续了惯例的大调动，中队调来了一个以前“狱政科”的一个“干部”做队长，很年轻，可以说是年轻气盛。那时中队也早已将茶田部分划并到其它的大队去了，我们中队只保留了钟表厂与印刷厂。也不知道是大队长的意思还是中队队长的意思，中队把我调到了钟表厂做仓库管理，主要负责发料与发货，说真的，做这活我是很不开心的，但不便多说，每天总是在钟表厂收工（大约在9点钟模样吧）后，还要安排明天每条产线的原料，将每种原料称重分好，往往我都要10点多才回监房睡觉，第2天一开监房的门，我就要去仓库发料，完事后，就是等小组装箱验货再发货了，反正比在印刷厂时要忙，而此时我的心情却很不好。

大概又过了2－3个月（反正过完了2000年年初春节），我接受中队的安排，再次“调任”“统计”，做这活是轻车熟路了，我很快就能适应，而最最令我没想到的是，整个监狱为了整顿监狱狱风，对中队有“职务”的犯人进行整顿，而我“有幸”被选为我们中队的代表去其它中队接受整顿，而整顿的内容是为期二周的训练与为期二周的石矿劳动。训练很快就过了，而石矿劳动是我最大的麻烦，好在我那时也算能“混”的了，很快和分到一个小组的其它犯人混熟了，在同组其它犯人（非我们中队选派）的帮助下，我也能顺利完成了任务。

“整顿”期间也发生了一点意外，因为其它犯人有带烟进入监舍被发觉，进而“狱政科”进行了彻底的盘问与搜查，幸而我是不抽烟的，在盘问我的时候我理直气壮的说，我以我的人格担保我从不抽烟，为此我也成了第一批离开“整顿”的犯人，而其它的犯人继续留下来“整顿”。

等中队的“干部”去其它大队接我回来的时候已经过了5.1了。中队“统计”的职位没有人担当，“医犯”的职位也没人担当，我理所当然的继续着“兼职”，而我白天有时还要到钟表厂去，就算不干活也要呆在钟表厂，因为在监狱整风运动中，监舍是不能留一个活动的犯人的。

2000年的6月份，离我距第一次减刑已经有2年8个月了，按惯例是可以再次减刑了，一般第一次减一年后再等一年半到二年才能再次减刑，而我那时的最大希望是能再减1年半。一个意外的消息是（当然来自于大队部），中队为我上报了假释，而那时也不知道是事实还是谣言，据说假释不能超过2年，而算下来，我距开减刑大会正好有2年2个月，这是我那一阶段最最担心的事了。

经过“民意”调查，我得到了中队犯人中压倒性的优势，取得了该次减刑第一名的名次，记得当时还有红榜公示的，我是排在第一位的。而我担心的是中队到底给我报的是一年半还是假释？

很快到了开减刑大会的日子，而此时家里早已做好了我出狱的所有准备，在去监狱礼堂的那天，在开会前，该死的广播却反反复复的放着周华健唱的那首歌，“其实不想走，其实我想留………..”，我心中在呐喊，鬼才想留呢。

而那个时刻是最煎人心的了，直到监狱领导喊着我的名字要我去台上的时候，我还是不敢肯定到时是给我减一年半还是假释，我的心还是一直悬着，当我听到监狱领导宣布我假释的时候我默默的流下了眼泪，我真的自由了，我真的自由了，我可以告别这个非人的地方了。在回中队的路上，中队的“干部”也不再将你看成是一个犯人了，说话比平时要客气多了。

回到监舍，我将这4年10个月来的所有信件全部整理好，而将我其它所有的东西全部送了人，而将饭盘扔了，因为留着会不吉利的。匆匆和一些要好的犯人告别后，我换上属于自己的衣物，在其它犯人羡慕的眼光中，我头也不回的走出了中队大铁门。

在大队部办好了所有的出狱手续后，我父亲与舅舅走到了我身边，我对他们说，我要买一条烟，结果我买了一条“紫南京”并送到了印刷厂，算是与我分享一点喜悦的心情吧～

家里是开了车来接我的，与我同车回去的是一个同乡人，他是6年，比我晚半年抓进去的，而居然与我同一天放出来，可怜的家伙只减了10个月左右。

回到家乡的时候已经是华灯出上了，路上繁华的灯光看着既是那么的熟悉又是那么的陌生。家终于到，整整4年10个月，当我再次回到自己家的楼下时，我却走错了单元，还是父亲说我走错了，我才知道这回真的走错了。

回家的第一个晚上，觉得好吵，高架上的车流声、马路上的汽车声，这一夜我没合眼，我知道这次是真的，我真的自由了……

完